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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论文(写作参考5篇)

发布时间:2018-07-12
        实事求是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我们在这里为你整理了五篇实事求是论文,希望你阅读后能有收获。

实事求是论文图片
 
      第一篇

  题目:论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
  
  摘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强化, 应当与其领导的正确性、领导的科学性、民主性高度一致, 而要实现这种一致, 就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 不仅要成为党员干部自觉自律的选择, 更要通过法制形式加以保障。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 作为实事求是的一种法制化实现形式, 它是实事求是具体操作路径的一个根本性发展方向。作为一个整体, 它是部分法制和部分其他规制的统一, 能够硬化的地方用法制, 不能硬化的地方用纪律、规章等;作为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边制定、边实践、边检验、边修正、边完善的进程。其内容至少应包括落实言论自由的法制保障制度、建构和落实调查研究的法制保障制度、建构和落实民主的决策法制保障制度、建构和落实多元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制保障制度等。
  
  关键词:实事求是; 法制保障; 民主制度; 官僚主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1]。我们认为, 党的领导地位的不断加强必须与其领导能力的不断强化、领导实效的不断突显相匹配。所以, “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以改善党的领导为前提”[2]。而改善党的领导, 其根本目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使党的领导成为正确的领导。要最大限度地促成“正确领导”的客观化和现实化, 我们党就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保障正确决策、正确领导的根本和关键。但目前, 实事求是面临着许多重大难题, 不仅许多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十分重要性, 而且更多同志缺乏践行、实现它的必要动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实事求是缺乏相应强硬的法律制度保障却是一个根本原因。缺乏必要法律制度保障而仅靠思想道德自律来支撑的实事求是, 在其现实性上总是难以稳定持存, 甚至往往成为各种主观主义假、大、空言行的挡箭牌和装饰物。所以, 新时期新形势下, 努力建构和强力推进党政人员实事求是的法律制度, 不仅非常必要, 而且十分迫切。
  
  一、实事求是的崇高地位
  
  “实事求是”一语, 源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 班固称河间王刘德“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3], 意为做学问务必掌握真材实料, 以求得正确结论。之后历代学者对“实事求是”都有所阐释。船山学派就将其阐释为:对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事进行研究, 以求得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较为系统的创造性发展。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实,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 就须不凭主观想象, 不凭一时的热情, 不凭死的书本, 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 详细地占有材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 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4]可见, 实事求是思维方法的提出, 根本目的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 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从理论认识层面来讲, 我们党始终把实事求是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视为党能够正确决策、正确行动的法宝, 认为它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但从实践层面来看, 在我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既有过坚持实事求是的成功, 也有过背离实事求是的失败, 这说明在实事求是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达成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和矛盾。而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则恰恰进一步证明, 实事求是的确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 它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走向成功的关键。
  实事求是虽然是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提升而提出的, 但作为一种思维方法, 它可以“高于”任何个人或一系列个体的理论主张, 一个人完全可以提出客观上超越自己主观思想边界的一般思维原则, 这种情况, 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
  “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5]。许多同志认识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面, 但没有认识到实事求是具有超越、高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独立价值的另一面。实事求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 没有实事求是, 就没有毛泽东思想, 先有实事求是, 后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实事求是, 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只是通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而产生的, 只是践行实事求是过程中的思想成品;没有实事求是, 也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 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的突破手, 没有实事求是, 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
  其实, 实事求是作为人之生存发展的最科学的基本思想行为方式, 即作为人的认识和实践、人的活动的最正确的基本思想行为方式, 它是主体性和客体性、规律性和目的性、本然性和应然性、理想性和现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所以, 从某种“方法本体”的意义来讲, 实事求是具有相对于任何主义的“更高的内在价值, 它的地位高于一切理论和主义, 当然也就必然既高于既成的毛泽东思想, 也高于既成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我们今天不应当仅仅在既成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范域之内来规定和理解实事求是, 而应当反过来, 从实事求是的高度来理解、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讲, 不是实事求是因属于毛泽东的思想、属于马克思的主义而伟大, 而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因为深度地揭示、符合、应用、遵从了实事求是原则才如此伟大, 人的伟大基于思想的伟大, 思想的伟大则基于主体思维方式与对象运动规律的高度切合”[6]。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7]144。当前, 我国社会发展面临情况更复杂、矛盾更集中、问题更突出的境况, 因此, 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最本质的就是如何实现实事求是的问题。不是为了坚持什么主张、主义而“必须”实事求是, 而是实事求是内在地规定了该不该坚持那个主张、那个主义, 即坚持还是不坚持什么主张、主义, 都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据和标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由实事求是而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才高于任何抽象的理论主张、主义。所以, 实事求是既是创造理论的主体策源地, 也是检验甚至淘汰理论的主体策源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 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而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就必须以坚持伟大的实事求是原则为根本。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抓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就要“勇于直面问题, 敢于刮骨疗毒, 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总之, 伟大工程就是要抓好党性建设、坚持党性原则。而抓好党性建设、坚持党性原则的根本, 就是实事求是, 正如习仲勋同志所说:“我们讲党性, 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8]。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我们党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否实现人民的利益,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是衡量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而要为人民服好务, 实现人民的利益, 就必须通过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实践去达到, 而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实践, 又必须基于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基于对于世界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 也就是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 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 而是主体运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主动地捕捉信息、能动地建构客体的过程。在这里存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和实践的不断展开, 主体原有的知识积累、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如果不随着相应地发展, 那么就往往成为人们认识新事物、认识日新月异的对象世界的障碍。所以, 要保持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 我们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什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 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一致, 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 就是实事求是。今后, 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 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7]364。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告诉我们, 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也必须解放思想。一定要根据现实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 去不断地破除头脑中的陈旧的过时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使自己能够真正地面对现实、理解现实, 真正达到对现实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 以作出科学的决策, 采取正确的行动。
  
  二、缺乏法制保障的实事求是必然被官僚主义完胜
  
  实事求是地说, 要实现实事求是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它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难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乃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 它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第一,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显现有一个过程, 特别是许多事物的生存发展有其周期性。在其周期没有完全展开之前, 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是零碎的、片面的。第二, 事物的生存过程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事物总是在变, 过去如此认识是真理, 现在如此认识可能就是谬误。从系统的角度来讲, 一系统可包括许多子系统, 某一较小子系统的变化, 也可能导致其整个系统及其规律的变化。并且, 系统规律是分层级的, 越是小系统、低层级的规律, 越是容易变易。第三, 任何时期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世界及其各种事物的联系是无限的, 而人类已有知识及相应的工具和方法在任何时期都是有限的, 以有限应对无限, 人类认识把握世界及其规律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类已有的认知来讲, 对象世界一直存在着, 但人们对于对象世界的总体认识、对于其中许多事物的具体认识都存在很多问题, 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都只是局限于我们人类有限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的总体认识, 世界自身总体上怎样存在和变化, 我们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而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 则还很不全面, 对其多方面的属性、联系都还把握不够, 对其本质的认识有的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所以, 对于这个世界和这些事物的真正比较透彻的认识, 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需要一定的时日, 而是一个永恒的探索过程。恩格斯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 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 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 不仅推算出必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 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 (海王星) 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 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 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9]。可见, 对于实事的认识也并不简单, 且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 对于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也就更加无从谈起, 这种情况下实现实事求是当然就特别困难。
  所以, 从客观方面来讲, 实事求是的难关键在于认识事物特别是把握规律之难。有同志从主、客观方面概括了难以实事求是的十个阻力:“知识、经验、习惯、书本、实践、自满、情感、权威、利益和行政。这十个可以分成两组, 前五个是来自外部的影响, 后五个是人为的影响。可以说是五分天灾, 五分人祸。”[10]
  但在此, 我们主要想从主观方面探讨人们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 理想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权威主义等等主观主义的东西, 总是使人偏离实事求是原则, 而支持这些主观主义得以横行的就是官僚主义。各单位各级别行政管理人员的盲目自恃, 特别是一把手和领导人物的个人专断, 是官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 而一切主观主义都总是能够在官僚主义那里获得“强劲”支撑。
  理想主义总是阻碍实事求是。理想主义特别是政治理想主义作为一种追求完美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 它对政治现实始终抱革命的态度。康德曾说:“作为国家形式的乌托邦是人类不能缺少的, 人类看不起乌托邦就等于人类自身的堕落;即使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认为我们还是有希望得到拯救的, 而且最终能得到拯救。”[11]确实, 人类需要理想的灯塔来指引前进的方向, 但我们也应当深知, 灯塔本身并不就是现实, 它只是理想, 理想也许能够变为现实, 也许根本不能变为现实, 即使它能够变成现实, 其间也许还有很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做, 也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是, 一些人却总是沉迷于理想的狂热激情而不能自拔, 总是急于求成而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政治理想主义很少或从未充分考虑行动的可能性。也许它完全不屑于这么做, 因为仅仅有完美的理想几乎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 使人们对政治现实的限制条件产生错觉并走向随之而来的盲目自信”[12]。
  所以, 理想当然是需要的, 但过于远大的理想主义就常常使我们不能脚踏实地、不能实事求是, 这样的理想主义是必须抛弃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性、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是导致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短时超英赶美等决策失误的思想根源, 它违背人性规律、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历史规律, 它不仅不可能实事求是, 而且与实事求是完全相反, 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本本主义总是阻碍实事求是。本本主义是一种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而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理、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 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就是思想僵化, 把书本、理论当教条, 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乐于泛泛而谈大道理而总是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务必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所以,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必须了解问题的现状和历史, 一切依靠本本的主观主义, 就是再冥思苦想, 也只能产生错误的办法和错误的主意。因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 那么, 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 便是盲动主义”[13]。
  经验主义总是阻碍实事求是。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下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其特点是人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 总是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 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 他们不是采取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 而是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不调查、了解、研究新情况和新现实, 不去认真准备, 而是掉以轻心, 总依着自己已有的经验来处理问题, 结果因老经验解决不了新问题而归于失败;二是常常轻视、嘲笑理论, 排斥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因而在实践中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 其遭受更多失败当然不可避免。不相信理论的经验主义者和死抠理论词句的教条主义者一样, 他们都不能走出盲目实践的怪圈。他们既得益于以往的经验又往往困惑于以往的经验, 具体却不能达于新的实情, 抽象又不能达于理论一般, 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是造成他们经验困惑的根本原因。
  权威主义也总是阻碍实事求是。权威是一种客观存在, 不论在哪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权威。权威虽然常常是某一领域正确意见的代表, 但它仅仅只是权威而不是神, 它只能代表过去而无法包办未来。所以权威的作用常常是把双刃剑:当权威以其正确认识而发挥指导职能时, 我们探求事物本质、实现实事求是往往就能事半功倍;当权威以其错误认识而强求别人服从时, 我们探求事物本质、实现实事求是常常就是事倍功半。所以, 对权威的应有尊重是必要的, 但认为权威一切都正确的权威主义则绝不可取。大多数情况下, 由于人们都是自觉服从权威, 这就更容易导致对权威错误认识的不反思、不觉察, 即使有所反思、有所觉察也不敢反对。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成员, 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权威。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由于他权威的绝对性, 许多其他同志的独立见解和正确意见都被排斥在外, 结果就带来了因个人独断而造成的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比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 原来是准备纠“左”的, 结果由于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这个权威的直言批评却又转成反“右”, 从而导致之后中国建设事业一连串的巨大损失。1957年马寅初先生提出应当控制人口, 可遭到毛泽东同志的反对, 说是“人多力量大”, 要彻底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人口论。结果是错批一人、多生几亿, 今天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环境问题, 与过去的权威决策失误、把权威当作真理化身的权威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现实性上, 权威主义者往往是自我主义者, 他们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大骄傲, 总是把个人的观点当作真理, 总用自己的主观认识剪裁现实。这种人掌握的权力越大, 常常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
  其实, 这几种主观主义形成和泛滥的根本, 都在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7]327。当前官僚主义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存在领域的广泛性。它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广泛存在于不同层级的权力拥有者身上, 是一种易发病、多发病、常见病。二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官僚主义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 甚至不同的个体身上, 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三是形成原因的复杂性。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个人的原因, 也有体制的原因等。四是危害后果的致命性。官僚主义不仅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基础, 削弱执政能力, 最终可能导致执政地位的彻底丧失, 更为重要的是, 它因脱离群众而必然导致对人民利益的严重损害。五是治理过程的长期性。官僚主义源自“官为本”和“下唯上”的制度与意识, 在权力体系的运行中, 它是根深蒂固的, 是一种顽疾。因此, 对它的预防和治理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14]。
  列宁曾指出:“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 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 遵守公文处理形式和礼节上, 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15]他还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 那就是这个。”[16]
  马克思也深刻揭示了官僚主义的多种表现形态:一是等级制度。官僚内部等级森严, 人们不能越位思考更不能越位行为。二是盲目服从。由于崇拜权威, 个人崇拜不可避免, 由于下层官僚认为上司什么都了解得更清楚, 所以, 盲目服从不可避免。三是封闭神秘。“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 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 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 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 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17]。四是形式主义。在官僚体制下, 一方面在上者不允许在下者对其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则和条例的完善性表示怀疑, 另一方面在下者即使觉得上层制定的原则和条例不切实际, 他们也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条例中的任何一条, 所以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了[18]。显然, 等级制度也好、盲目崇拜也罢, 神秘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罢, 无论哪种形态的官僚主义, 都是与实事求是截然相反的。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官僚主义之所以背离实事求是、之所以“完胜”实事求是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意识不到位而偏离和背离实事求是。在官僚主义者心中, 实事求是仅仅是一种口头表现形式, 他们根本没有将其内化为行动的要求。尽管实事求是时时讲、处处讲, 但真正将实事求是内化到思想中、贯彻到行为中的, 却并不普遍甚至相当稀少。处于领导地位的人, 有的对实事求是无所谓———根本不觉得它如何重要;有的虽然认为实事求是重要, 但他们却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不去践行;还有的认为实事求是再重要也没有上级领导重要。特别是后面这种人, 在党政部门相当普遍, 他们深深领悟到:虽然实事求是是办好事情的关键, 但上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却是决定下级领导职务去留的关键。所以, 官员们都非常通晓“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之原理。在实事求是与上级领导之间谁更重要?应当如何选择?他们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选择时当然毫不含糊、斩钉截铁。
  二是对实事认知动力不足而偏离和背离实事求是。官僚主义者既不愿调查, 也不愿接近群众, 因而掌握不了实事;既不想学习理论、也不想独立思考, 因而缺乏研究能力, 无法寻求规律。同时, 即使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 这能力也得在合理情感的推动下才能展开。官僚主义者在乎的只是官位和俸禄, 于是对于追捧上级领导往往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冲动有余而理性不足, 而对于实事求是则恰恰相反, 常常是“冷静”有余而热情不足, “理性”有余而冲动不足。实事求是是主体通过调查研究达到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把握, 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所以在这一过程当中, 主体“求”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主体的调研能力和工作激情都是必需的, 没有主体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实事求是只能处于瘫痪状态, 只能是一种空想。
  三是因官僚道德素质低下而偏离和背离实事求是。官僚的本质就是地位和利益, 正如列宁所说:“官僚主义一词在俄语中可以理解为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 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 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19]因此, 官僚只会追求带给他地位和利益的东西而不会追求与利益无关或相关性不强的实事求是。于是, 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常常会超越合理性界线, 即追求利益往往执着而不正当、不正当而又执着。利欲熏心, 不仅遮盖了他们的思想, 也遮盖了他们的道德, 他们完全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此情境下, 实事求是也就往往变成了“实事求利”。
  总之, “制度问题不解决, 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7]328。由于实事求是只是停留在应然宣传的“道德执行”层面, 没有硬化为相应的制度保障———特别是没有硬化为法律, 于是许多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到位, 就对实事求是产生了各种思想和行为的不到位, 官僚主义不仅时时处处都能够完胜实事求是, 面且已经完胜和正在完胜着实事求是。缺乏强硬的制度保障的实事求是, 当然只会流于形式, 它就像一种高级香水, 只是官僚们显摆其地位的一种口头禅, 没有发挥任何应有的实际作用。
  “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被他的‘绝对精神’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和政治上的保守所‘闷死’, 那么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则可以看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不时地被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体制所窒息, 并由此导致严重后果”[20]。正是针对这一制度、体制问题, 邓小平同志强调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 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 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 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问题。”[7]348“旧中国留给我们的, 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 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 法制很不完备, 也很不受重视, 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 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 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问题”[7]332。可见, 反对官僚主义、实现实事求是, 必须首先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必须要有强硬的制度支持与制度保障, 必须通过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去强力推行和稳步实现。
  
  三、建构实事求是之法律保障制度
  
  制度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根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7]333。建构实事求是之法律保障制度, 就是国家将实事求是的一些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要求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 以使行政人员特别是党政干部强制执行。实事求是法制化的目的, 主要是推促人们去践行实事求是, 虽然客观上无法使人们完全做到, 但却能有力推促人们向这个方向努力并尽量做到实事求是。
  “官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 没有民主精神就是官僚主义”[21]。所以, 要反对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官僚制度, 就要建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 又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 还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度。从大的视角来讲, 建构和完善民主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实现实事求是的非常必要的支持背景。由于“当前我国公务员许多权力的获得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许多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的‘赏识’而不是来自老百姓的拥戴, 他们是上级领导‘提’上去的而不是老百姓‘推’上去的。于是, 权力就只为权力的来源服务, 官员就必然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 只对提拔他的个人负责, 而不对党的组织负责, 于是公权就变成了利用公权为个人服务的私权”[22]。因此只有努力推进民主制度建设, 让权力真正来自人民, 权力才会服务于人民, 权力才会追求实事求是, 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空间才可能大大缩小。
  值得提出的是,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需要相当的时日, 鉴于当下普遍的官僚主义和社会腐败, 远水虽好却难救近火。因此, 通过法的形式及时优先合理配置行政机关的权限就显得特别重要。“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 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 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 必然造成官僚主义, 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必然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7]329。所以, 行政的权限和权力必须受相应制度的规定和限制, 权力只有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如果权力没有受到制约, 那么权力必然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官僚腐败,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正如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 及时优先合理配置行政机关的权限一样, 为了尽早尽快尽量促进人们实事求是, 及时优先推出和科学扎实建构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制度同样是非常必要的。尽管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推进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建设具有内在的高度的一致性, 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性质, 但两个工程的时间、进程、规模、涉及的方面等等都还是有所不同。应当说, 实事求是的制度保障工程, 既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 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工程, 由于它是确保人们正确认识与实践的法宝, 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因此它的建成和良性运行不仅对民主制度建设, 而且对于其他任何工作、工程的推进和完成, 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治党的必要性, “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 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23]215。纵观党的历史, 凡是制度治党坚持得比较好的时期, 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总能取得巨大成功, 忽视制度治党的时期, 革命和建设事业往往陷入低谷。
  综上可见, 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 作为实事求是的一种法制化实现形式, 是实事求是具体操作路径的一个根本性发展方向。作为一个整体, 它是部分法制和部分其他规制的统一, 能够硬化的地方用法制, 不能硬化的地方用纪律、规章等;作为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边制定、边实践、边检验、边修正、边完善的进程。我们认为, 其具体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落实言论自由的法制保障制度。
  言论自由, 意指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表现于外的自由。言论自由涵盖一般国家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自由、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提出建议的权利等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 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 无论是党外言论自由还是党内言论自由, 都必须扎实落实到法制保障层面才会发挥其应有作用。言论是人民表达其意愿、意见的基本方式,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保障它的最大自由度。因此, 对于那些无端打压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者实施打击报复的人, 无论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 都必须依法惩处。
  执政者是人不是神。人总会犯错, 为了及时纠错, 就得有必要的批评, 而言论自由是合理批评的必要环境。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及时帮助同志, 克服缺点, 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3]92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如果我们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不管是什么人, 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 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你的办。”[4]1004如果“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 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 这种状况不改变, 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7]144可见, 言论自由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
  关于言论自由的价值,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作过一个非常简洁的概括:“吾国立国先贤秉持有一信念, 亦即, 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 并且国家在治理国事时必须深思熟虑, 切不可仅凭一己之喜怒而恣意行事。他们认为, 自由同时具有目的性及手段性之价值。他们相信快乐的秘诀在于自由, 而能够享受自由的秘诀则在勇气。吾国之立国诸贤同时也相信自由自在思考以及把你思考的自由地表达出来乃是发现及散布真实政治之不二法门。如果缺少了言论及集会自由, 讨论即不具有任何意义。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 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 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对抗邪说之散布横行。立国先贤也告诫吾人, 对自由最大的危害就是人民的消极冷漠。他们认为参与公众讨论乃是人民之政治义务, 这也是美国政府运作时之一项基本原则。虽然他们承认任何一种人为之制度都存有一些风险, 但是立国先贤却强调, 社会秩序之维持不能仅依持人们对刑罚的惧怕, 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的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稳定。欲求长治久安, 必须给予人们机会以自由地讨论表达既存的委屈以及如何加以补救之道。”[24]
  爱默生认为言论自由具有四种价值:第一, 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第二, 作为获得真理的一种手段;第三, 作为保证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包括政治的决策过程的一种方式;第四, 维持社会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可见, 得到真实信息、批评各种失误、获取正确建议是言论自由的内在要义[25]。
  政治结构作为公共决策的程序性体制安排, 言论自由构成其结构开放的必要基石, 它其实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环节。程序化的言论输入、转换、输出, 是政治结构制定和调整公共决策以反映和回应公众意愿的依据所在。因此, 具有开放性的言论自由程序设定, 便构成政治结构良性运作的必要前提。
  总之,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合理批评, 没有合理批评, 就没有合理纠错, 不能纠错, 实事求是难以确保正确向上, “虚事求非”、官僚腐败就无法堵截, 更不可能兜底。而一旦真正实现言论自由, 合理表达批评意见则不过是它的功能之一, 它还会产生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积极成果。
  第二, 建构和落实调查研究的法制保障制度。
  习近平同志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实事求是, 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 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26]如何掌握实情?走进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也是基本的方面。毛泽东早就阐述得非常清楚:“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 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 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899这种调查研究可使几个目标同时实现:一是能够了解群众的心声、愿望, 只有首先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 才能现实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二是了解群众的日常实际生活情况, 发现他们生活中的问题, 发现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发现他们生活中的规则, 只有如此, 才能有力引导和推促他们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建构。三是在群众中了解、向群众了解更加广泛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 现实虽然是客观的, 但如果不在群众中了解、不向群众了解的现实往往就不是“群体的”客观现实, 而只是机关的、官僚的现实。所以, 只有走进群众、多方了解, 现实才会呈现它的本来面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的。……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6]践行实事求是的过程, 是领导干部在实践基础上了解实际、掌握实情的过程, 只有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呼声, 才能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 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的正确决策。
  所以, 一定要建立健全先调研后决策的法律制度。现实中不少领导干部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价值并非知之不深, 而是态度不端。态度不端必然引发行为不力, 必然使得说一套做一套、拍脑袋决策、随心所欲决策等成为一种习惯。而要解决态度不端问题, 必须建立健全先调研后决策的法制保障制度。一是要把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法制化。把调查研究法定为领导决策的必经程序, 任何一项重要决策都必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出台, 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27]。同时还要通过法定程序广泛听取相关专家意见。现在的决策失误, 也不全是专家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好的研究成果, 而是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很难进入决策层。这本质上还是官僚主义在作怪。所以, 一定要通过法定程序来反对这种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官僚主义。二要把有关调研要求法制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 “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 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 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27]。像这类规定, 经过实践验证和认真讨论后若认为切实可行, 就一定要固化为法定要求, 一定要上升到法的高度去执行。否则, 那些要求就往往只是一纸空文。
  第三, 建构和落实民主决策的法制保障制度。
  实事求是的目标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理论探讨, 它一定要具体落实在正确的决策上。正确的决策不只是科学决策, 也是民主的决策。民主决策是行政决策的核心和内在要求。民主决策的立足点和归宿点都建立在最大的民意的基础之上[28]。行政决策要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必须以符合人性的要求对决策中涉及的各种利益进行平衡。因此, 行政决策法制化必须遵循决策利益平衡原则。所谓决策利益平衡, 就是在行政决策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之中寻找最佳结合点的演绎过程, 即“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 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 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29]。
  为人民服好务, 实现利益平衡, 最关键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处理好穷人与富人、强者和弱者的利益平衡。决策过于偏向强者, 就容易形成强者过强、弱者过弱、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 这种两极分化, 不利于社会稳定。在动荡的社会中, 强者、富者也不会生活得幸福。反之, 决策过于偏向弱者, 虽然有利于弱者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 但从总体上, 生产效益会不断降低, 长此以往, 弱者的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空间会不断压缩, 最后也是一种共同贫穷的结局。其实, 这本质上也是一个平等与自由得以如何协同好的问题, 过于平等会影响自由, 社会发展缺乏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动力, 过于自由, 完全放任, 必然两极分化, 社会变成原始丛林。所以, 一个好的制度、法规, 既体现自由原则, 又体现平等原则, 是自由与平等的合理结合与有机协同。
  民主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最客观的表达, 其在程序形式上就应当是专家咨询、公民参与、精英决策相结合, 广泛民主与正确集中相结合, 集体决策与个体分工负责相结合。民主决策就是要不断拓宽民主渠道, 变“一言堂”为“多言堂”“杂言堂”, 以确保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言权, 并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决策的核心, 就是要充分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 无论是依法决策还是科学决策, 都要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民主方式去决策, 都要具体落实在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根基上。
  第四, 建构和落实多元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制保障制度。
  “当不愿意承担责任成为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时, 没有什么决策理论或方法可以让组织免于不良决策甚至更加恶劣的后果”[30]。所以, 决策一定要有责任担当主体。通过实践证明的决策失误或明显的失误决策、违法决策, 无论牵扯涉到谁, 都应当通过法定规定毫无例外地加以追责。对于集体决策失误或违法决策, 也要依法对集体决策者进行追究, 而不能搞“法不责众”。决策如果是一元的, 决策责任和责任追究当然也应当是一元的, 决策是多元的, 决策责任和责任追究也应当是多元的。多元决策主体中, 应当根据不同决策者的不同决策作用和地位, 来决定他们相应的决策责任和责任追究。当然, 决策责任本身也是方面的, 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 对责任的追究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 决策主体虽然在形式上是多元的, 但其实质却是一把手说了算, 而决策之后的责任, 却由大家分担———甚至没有应有的追究, 这就导致权利和责任极不相称。决策之所以妄为, 就是因为决策可以不对结果负责。大到各种大型工程, 小到一座房屋的修建, 许多的决策失误, 都基因于没有建构和落实决策责任的法律追究制度。有些地方和单位, 虽然建立了一些决策追究制度, 但却没法落实, 而之所以没法落实, 这些制度没有法制化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 必须建立和落实可操作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让决策的正负效应与决策者的奖惩后果直接挂钩,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拍脑袋决策”和违法决策, 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 当然还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具体规定, 此文根本无法面面俱到, 作为“量”的规定, 我们可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增进、修改、完善;但实事求是的法制保障作为实事求是的必须要求, 它是实事求是得以现实执行的“质”的规定, 是治党执政的发展方向,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 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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