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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吮吸理论”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7-11-08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提出"资本吮吸理论",该理论强调资本通过吮吸劳动而占有剩余价值的本性、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配制度对资本运动的作用以及资本运动存在促进生产力和破坏生产力两方面的效应.资本主义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的隐含假设,如果引入隐含条件的变化,则资本吮吸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新形态仍是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资本运动的两重效应,中国需要高度重视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作用,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解决资本运动的"两难冲突",而体制转型背景、发展中大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政府间制度完善等则为这种解决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 资本吮吸理论 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病理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剩余价值产生、流通、分配和理论史的系统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动规律及长期发展趋势.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发表迄今的 150 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出动态演变趋势.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启动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能否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 更进一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的原理和方法论对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国又具有怎样的作用? 归结起来,理论界需要直面的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何和如何进行当代化和中国化? 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如何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汲取思想养分? 回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本身,厘清其理论的内核、隐含假设以及理论之间的关联,而且需要精准地把握现阶段全球和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这样才能通过科学内核和特征事实的"契合"来体现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价值.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阐述的"资本吮吸理论"恰好为我们在动态背景下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契合提供了一个案例.
 
  一、"资本吮吸理论"的核心内容及隐含假设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问题.在第一卷第一篇分析商品和货币、第二篇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第三篇和第四篇分别讨论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特别是,第三篇第八章从逻辑推演和历史资料出发,细致研究了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紧密关联的工作日问题.马克思在这部分写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①这个表述刻画了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资本和资本家、资本家和劳动者、资本增殖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对理解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以及政治经济理论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表述可被视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脉络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
 
  马克思《资本论》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次序展开论证的,且在论证中将逻辑推演与历史资料相结合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如果将马克思针对资本吮吸的表述放在其理论体系中,那么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由如下内容组成: ( 1) 资本吮吸是历史的概念,它发生在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的逻辑转化和历史演进过程中,且以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性为前提.( 2) 资本吮吸导源于资本的本性,即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吮吸是一个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 3) 资本吮吸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紧密相关,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配制度的资本占优势地位,导致了资本吮吸的普遍化和持续化.( 4) 资本吮吸产生两重结果,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资本吮吸是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因资本增殖本性和扩大再生产而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本人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相对于此前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资本吮吸也意味着劳资双方贫困和财富的两重积累,这种积累又是引致生产相对过剩、市场出清困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主要成因.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吮吸的结果却在根本上冲破了吮吸的支撑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随即内生着发生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概括起来,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强调: 资本通过吮吸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吮吸提供了制度条件; 资本吮吸或资本运动会产生促进生产力和破坏生产力的双重效应,这种双重效应意味着资本运动功能的"两难冲突".这些看法为人们系统地看待资本的作用,以及动态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思想依据.
 
  资本吮吸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逻辑的思想内核和方法论,然而,这个理论对具体经济实践的解释能力,受到马克思所处时代及其政治经济学整体写作计划的影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对应的是19 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且其在第一卷侧重于从抽象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因为如此,与其他经济理论一样,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也具有一系列的隐含假设,包括: 首先,马克思是在整体意义上分析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即整体的资本吮吸着整体的劳动,因此其揭示的是劳资两大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而资本内部的结构特征、劳动内部的分化特征尚未成为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的关注对象.其次,马克思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讨论资本吮吸问题的,在针对工作日的研究中,马克思利用了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具体案例来论证资本的增殖运动,这些论证主要是从特定国家、而不是国际关系角度展开.最后,马克思研究资本吮吸问题聚焦于资本和劳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相互作用,而尚未引入国家或者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即其是在"资本 - 劳动"的二维框架、而不是"资本 - 国家 - 劳动"的三维框架下分析资本运动规律的.事实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 - 1858 年手稿) 》中针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曾提出过"六册计划":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但在《资本论》第一卷针对资本吮吸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并未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视为吮吸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存在着隐含假设,因此不能僵化地、机械地理解这个理论,将这一理论与变动的实践直接比照也需要谨慎对待.反过来说,结合社会实践呈现的新特征分析隐含假设的变动,在隐含假设变动的条件下来研究理论的科学内涵,这样才能彰显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的实践解释能力和指导价值.
 
  二、"资本吮吸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解释力
 
  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论证了资本增殖的本性、来源、制度条件及经济后果,这种论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解释和改造作用.自19 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资本吮吸理论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被不断验证,特别是基于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回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吮吸的形态、方式等均出现了若干新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的隐含假设,不同时段、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也由此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相应地,对新阶段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运动规律的解释,在资本吮吸理论的基础上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总体上说,19 世纪中叶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相应理论演变不是"证伪"了资本吮吸理论,而是以新的形态或特征"证实"了资本吮吸理论.具体地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吮吸新特征以及资本吮吸理论对其实践和理论演变的影响主要体现为:
 
  首先,资本吮吸的对象扩大化.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是通过吮吸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的,原因在于: 劳动力使用价值具有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的这种特殊的功能.从劳动力商品的独特性切入,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集中论证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逻辑内洽的.然而,生产的过程是资本、劳动、自然等多种因素相互组合的过程,这意味着: 资本吮吸的对象包括劳动但不局限于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或生产过程视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①因此其既强调"社会生产力"又强调"自然生产力".②既然自然也是资本的组合对象和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那么资本吮吸劳动的逻辑也就容易扩大至资本吮吸生态,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也随之扩展至自然和生态的矛盾关系."以往人们往往比较注意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增殖时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马克思实际上还基于资本的这一原则来揭示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界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③对此,鲁品越指出资本增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吮吸三种自然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由此形成了劳动者经济贫困的积累、生态环境的贫困积累、人与人关系的贫困积累.④而 Weisskopf 在回顾激进政治经济学 50 年发展史时,也强调未来资本主义矛盾有两个基本来源: 一是社会环境恶化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和矛盾; 二是自然环境恶化和随之而来的地球生态资产的消耗和破坏.
 
  其次,资本吮吸的空间扩大化.在地理空间维度,资本的增殖运动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由此,资本对劳动、对生态的吮吸必然会冲破特定国家的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必然会导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再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前述马克思对封闭经济的隐含假设.资本吮吸的空间扩大化,不仅导源于资本希望在更大的地理范围中实现增殖目标,也导源于空间扩大为特定国家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难题提供了一种修复机制.从统计数据来看,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到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1970 - 2007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额从105 亿美元激增至23550 亿美元.由此可见,自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来,"以欧洲、日本为中心的高速经济增长却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表面化,同时由于劳动力和资源的严重制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全球资本主义."⑦
 
  第三,资本和劳动的内部结构复杂化.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主要立足于整体资本和整体劳动之间的经济关系.然而,资本内部和劳动内部也存在结构、分化和异质性特征,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也论证过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生息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制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别性.自19 世纪中期以来,导源于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资本内部和劳动内部的异质性特征也渐趋扩大.例如: 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长期来看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虚拟资本脱离实体资本并获取更高的回报率却是可能的,这就引致出不同资本为争夺稀缺的高盈利领域而进行博弈.在劳动内部,管理型劳动、技术型劳动和一般型劳动往往具有差别化的人力资本、福利待遇和工资水平,劳动者为获取就业机会、或更好的工作条件通常也存在竞争.在研究中,可以依据资本品的所有权以及对他人劳动的控制两个标准来定义阶级结构,资本家既占有资本品又控制他人的劳动,而工人既没有资本品也不控制他人的劳动,中间阶级则只具有资本家阶级两个特征中的一个.统计结果显示: 1780 年至1990 年美国不占有资本品但控制他人劳动的新中间阶级占比从 1% 提高至 29%.此外,现代企业从扩大资本规模以及提高激励效果的角度出发,往往通过股票发行在社会范围中筹集资本,资本来源的分散化、社会化随即成为当前企业组织的重要特征,部分特殊的劳动者也拥有了企业股票或股票期权.企业内部和社会成员通过持有股票而部分地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这导致了资本内部、劳动内部以及劳资之间经济关系的复杂化.
 
  第四,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凸显.马克思对资本吮吸理论的论证并未引入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在马克思的逻辑体系中,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这个利益诉求的"代表",资本的本性和目标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和目标.然而,资本的运动规律并不能脱离国家作用而独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资本占优的分配制度,本身要依靠国家的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及其他制度安排加以保障.更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也伴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动发生着改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但这不妨碍由国家参与经济活动形成对劳资关系的某种平衡,形成对供求关系的某种调节.尤其是,1929 - 1933 年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对需求的短期弥补.此外,政府还可能对居民提供较好的福利条件、允许工会等组织局部地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正是因为国家对资本负面影响的减弱,资本主义的市场出清难题就可以部分地得到解决,而这恰恰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结束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短暂"黄金时期"的一个原因.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多样性增强.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存在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也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配制度对资本吮吸的制度支撑.换言之,从资本吮吸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 资本主义国家是同质化的,它们在资本增殖运动以及制度保障方面不存在根本差别.问题在于: 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吮吸的对象和地理范围是不相同的,资本内部和劳动内部的结构分化也存在差别,国家政府职能介入经济的程度和方式也不一致,由此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多样性的增强.这种多样性有两层含义: "( 1) 资本主义的历史可变性,它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交替发生的历史,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这样的历史中逐渐发生变化; ( 2) 资本主义的空间多样性,它是指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历史、地理环境和文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制度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②就地理空间而言,Albert 将资本主义分为以市场和金融为主的盎格鲁 - 萨克逊式资本主义( 英国和美国) 和社会共同体式的莱茵式资本主义( 德国和日本) 两种类型.③ Amable 则将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以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型资本主义",以北欧各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型资本主义",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型资本主义".④从资本吮吸理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多样性可以理解为不同国家结合自身条件,在资本吮吸方式以及结果回应方案中做出了差异化选择.
 
  最后,解释资本吮吸的理论走向深化.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的内核在于强调: 资本增殖的本性、资本主义制度对增殖的支持以及资本运动的两重效应,然而该理论的隐含假设在实践中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情形引发了资本吮吸理论的当代化,即在考虑隐含条件变化的情况复活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这集中体现为两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运动理论: 一是法国调节学派,该理论由阿格利埃塔( M.Aglietta) 、博耶 ( R. Boyer) 和利比兹 ( A. Lipietz) 创立,其核心观点是资本积累会按照某种积累体制所特有的规律运行,调节模式( Model of Regulation) 则维持着积累体制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均衡,调节模式的失灵及演变造成资本积累的危机爆发以及危机的缓和; 二是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简称 SSA 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 Gordon,David M. Kotz,David M. 和McDonough T. ,其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长期萧条交替发生,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整套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的产生和崩溃,这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就是"积累的社会结构".SSA 理论将资本主义增长和停滞的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改变的周期联合起来,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形成理论链接,在资本主义内在压力与社会结构回应之间形成逻辑关联.依照 SSA 理论,可以依据资本 - 资本、资本 - 劳动、劳动 - 劳动、政府 - 经济之间的关系,将美国的资本主义划分为 19 世纪60 年代 - 1898 年的竞争资本主义、1898 - 1939 年的公司资本主义、1939 - 1991 年受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及 1991 年至今的跨国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
 
  显然,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是存在一系列隐含假设的,19 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隐含假设: 资本吮吸的对象和地理空间在扩大,劳动和资本内部的异质性在增强,国家对资本运动的调节功能在凸显.由此引申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形态的变化: 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危机均具有在地区之间传染的跨国境性质,危机的周期长度得到了改变且总是伴随着政府债务压力的加剧.此外,资本吮吸理论的假设条件在改变,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多样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的出现.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吮吸理论中揭示的科学内核仍在发挥作用,资本吮吸及其两重结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只是局部地改变了吮吸的制度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联系变动的隐含假设,则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说服力,这正如皮凯蒂指出"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 21 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 19 世纪的影响."②同时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采用了大样本的历史数据证实: 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加剧的内在趋势,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假说"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史上不存在,20世纪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缩小是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对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一种偏离.这种实证分析暗示着: 即使考虑隐含假设的改变,资本吮吸理论揭示的科学内核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仍是有价值的.
 
  三、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对资本两重功能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理规模超大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因苏联模式的影响和迅速重建经济秩序的需要,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以中央集权、政府指令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使中国在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制,但同时也因为效率极低而将国民经济带入崩溃的边缘,经济的严峻局面可以从农村居民"被迫"冒险采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到验证.1978 年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导向,在操作层面则开启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程度也在渐进中不断提高.改革开放需要优化要素的配置状态,需要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激发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这必然要从排斥资本概念转向接受资本概念,从否定资本市场转向引入资本市场,从强调单一资本来源转向鼓励多种资本形成,从坚持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向肯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转向借助资本市场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在这种系统化转型过程中,资本吮吸理论中所讨论的资本性质以及资本功能的两重性,也就在中国显露出来.
 
  资本的增殖性质及其与劳动等因素的结合,是实现扩大再生产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动力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运动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统计数据显示: 1978 - 2016 年中国 GDP 总量从 3678. 7 亿元增至 744127. 2 亿元,人均 GDP 则从 385 元增至 53980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 66% 和 8. 60%.如果以1978 年为 100,则 2016 年的 GDP 和人均 GDP 指数分别达到了 3229. 70 和 2240. 2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不仅在时序意义上具有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而且在跨国比较中具有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优势,从全球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资本形成以及资本的推动作用紧密相关,1978 - 2016 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从 1412. 65 亿元增至 329727. 3 亿元,剔除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存货因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从 1108. 65 亿元增 至318911. 5 亿元.1978 - 2016 年资本形成总额对中国 GDP 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38. 27%,1991 - 2016年该贡献率甚至达到了 45. 67%.②除增长效应外,资本运动在提供财政收入、加快产业转型、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形成的规模和速度是显着的,而资本运动也成为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缺少资本形成及其运动,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实现"增长的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在推动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因对增殖的单向追求而引致出诸多的结构性问题,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总量持续增长、结构问题加剧"这种组合可以从资本的运动逻辑中找到答案.具体地说,资本运动在如下方面诱发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劳动者报酬占中国 GDP 的比重呈现出下行趋势,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的占比却在逐步提高.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不同群体对经济增长分享的差异程度也在提高,Piketty 的研究发现:1978 - 2015 年中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是扩大的,其中最富 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6% 上升到 2015 年的 14%,最富 10% 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7% 提高至 41%,而收入最低的50% 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7% 下降到 2015 年的 15%.③从经济学角度看,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渐趋拉大不仅会制约国内居民消费率的提高,④而且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增长贡献度的提高.⑤就生态环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渐趋严重,高污染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2007 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 58% 的城市大气年均 PM10 的浓度超过 100 微克/立方米,只有 1% 的中国城市人口生活在年均 PM10 的浓度低于 40 微克/立方米的地区.⑥中国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因要素支撑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因生活环境恶化直接损害了居民的福利水平.除此之外,资本的逐利本性与资本内部不同领域的收益率差异,也导致中国资本配置的"脱实向虚",即资本过度流向短期具有更好收益率的房地产、股票等虚拟特征较强的领域,这对制造业等其他产业形成了"虹吸效应",此情形可以从货币发行与 GDP 之间、M1 和 M2 之间、CPI与 PPI 之间、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增速之间的关系得到证实.①单个资本在不同领域的配置是各自权衡后的理性选择,但从整体来看,"脱实向虚"的累积会加剧经济波动并很可能诱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运动也产生了发展生产力、但引致或加剧结构性问题的两重效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资本吮吸理论揭示的资本两重功能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就成因来看,这种存在性首先导源于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的前置条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取向相适应,中国不仅需要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且需要多种类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以及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是资本存在以及资本两重效应发生的社会基础.值得强调的是,中国还是一个物理空间和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存在着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矛盾和互动关系.②这意味着政府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 ( 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RDA) ,③该体系的核心特征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权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中,以及经济与行政权在地方层面的高度放权.从这种基础性制度出发,不同地方政府往往围绕中央政府设定的核心目标( 例如: 经济增长) 展开竞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收支缺口并具有较为突出的要素配置权.依据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鼓励资本引入和扩大再生产,以此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并在行政锦标赛中占据优势,而针对资本运动产生的收入分配、环境污染、脱实向虚等治理却相对宽松.在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下,资本运动的两重功能事实上被放大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问题的累积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事实.
 
  四、中国体制改革深化与资本运动"两难冲突"的解决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本运动及其两重效应都是客观存在的,取缔或放任资本运动都不是理性的选项.由此出发,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促使人们思考: 中国应如何进一步发挥资本运动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能克服和解决资本运动带来的负面结果? 对这个"两难问题"的回应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程度.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 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些表述意味着: 中国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目标出发,立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资本运动效应的两重性问题.市场经济就是要借助供求机制、价格机制、激励机制等肯定并鼓励资本运动,肯定并鼓励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意味着资本运动不是自由放任的,政府对资本运动实施"宏观调控",采取生产资料多样性、财政转移支付等规避资本运动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就此引申开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或资本运动,而在于资本运动的条件及其结果分配存在差异,即在于社会制度能否在激励资本运动生产力发展功能的同时规避其负面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也就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价值,它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为在理论上有效解决资本运动的两难冲突提供了重要出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包含对解决资本运动"两难冲突"的系统化理论总结.
 
  中国的体制转型背景、发展中大国特性以及经济制度完善为解决资本运动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体制转轨特征意味着: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仍滞后于商品市场化程度,资本和其他要素的组合仍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禀赋条件、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资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再配置也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经济体制转轨和大国经济特征相互叠加,体现出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也为中国资本运动更大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于体制转轨和大国经济的背景,中国资本运动的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出来,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需增强.从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看,中国必须为资本运动的潜力发挥提供更有效的制度支撑,必须更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地说: 中国应深入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特别是将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在更加关键的位置,着力解决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的二元分割格局,促使要素"价格"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相对稀缺程度,为不同所有制的资本相对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为进行产业选择提供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应依靠产权制度和企业改革深化,鼓励不同类型的资本发现市场机会、开展经济创新并创造就业岗位.当务之急要为不同类型的企业产权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推进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推进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重视以所有权 - 使用权分离为特征的"共享经济"发展,降低各类企业参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此扩大资本运动范围,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并更充分地发挥资本运动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围绕资本运动的负面结果,中国已具有规避和克服这些效应的基础条件.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取向.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有引导作用,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也为农民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托底机制.2015 年中国公共产权在财富总量中的占比为 30%,该比例远超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 5%以下的水平.①此外,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长,也为解决资本运动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不仅需要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要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据此,首先要更加强调国有经济的分配功能,单个国有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是"微观效率",国有企业在稳定经济秩序和缩小分配差距中的作用是"宏观效率".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应将国有企业两个维度的效率结合起来,更加强调其在稳定经济秩序和调节分配差距中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应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红利上缴财政的比例,将更多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次,为了实现持续性、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政府应贯彻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情形下,政府应建立更加严格、更为合理的财政预算和审计制度,加大针对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供给力度,完善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应在考虑物价变动和财政能力增强的基础上,形成针对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支持力度的动态调整机制.政府还应作为未来人的利益代表,完善产权制度,推动技术创新,综合使用价格、税收、金融等工具以降低环境污染压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使能源、生态等资源在代际之间合理配置.此外,政府还应疏通货币流通渠道,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转型升级,依靠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来扩大企业盈利空间,抑制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领域的虚拟程度,建立适合于混业经营新格局的金融监管体制,减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落差,以实现资本配置由"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政府间制度导致了地方政府独特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则放大了资本运动的两重功能.现阶段中国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进一步释放资本运动的生产力发展效应,并抑制资本运动的结构恶化结果,这就内生地要求对政府间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缩小了,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责任"加重了,由此引申出: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切实深化体制改革? 从制度和政策完善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总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最大化,在改革开放已推进到近 40 年的重要阶段,中国必须将"增长导向"或"经营型"的地方政府转为"民生导向"或"服务型"的地方政府,完善针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绩效考核方式,过度强调经济增速对规范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进而规避资本运动的负面结果是不利的.为此,在地方政府的行政绩效考核方式中必须更多地引入民生、社会保障、经济秩序稳定、环境和生态保护等因素,这对矫正地方政府的目标追求、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排序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也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可以部分地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来解决,这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关系.除中央转移支付之外,国家财政管理体系改革还必须考虑适度的财权下沉和事权上移,即赋予地方政府稳定的税种和财政收入来源,并使这种收入来源与其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责相匹配.上述目标取向和约束条件的适应性调整,对于完善政府间制度以及规避资本运动的负面结果是不可或缺的.
 
  五、结语
 
  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提出了资本吮吸理论,该理论强调: 资本的本性是通过吮吸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配制度为资本吮吸提供了制度基础; 资本运动会带来促进生产力和破坏生产力的两重结果.马克思论证资本吮吸理论时隐含着整体资本和整体劳动、封闭条件以及剔除国家作用等假设.19 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出现了若干变化: 资本吮吸对象从劳动扩大到自然,从特定国家扩大到全球范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趋于复杂化,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等介入经济活动中.这些情形不能在根本上改变资本吮吸理论的科学内核及其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预测价值,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吮吸理论的隐含假设.在隐含假设改变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具体经济制度,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法国调节学派和SSA 学派等针对资本主义新特征的理论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差别,但马克思的资本吮吸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导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的特定背景,中国也存在着资本和资本运动,资本运动既导致了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也诱发和加剧了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资本运动的双重效应因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而得到了放大.从目标取向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集中表现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有效解决资本运动的"两难冲突",既发挥资本运动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要抑制和规避资本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此而言,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市场经济就是要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此提高资本和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中大国则为资本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经济制度完善政府的调控作用,防范和消除资本运动在收入分配、生态环境、资本配置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政府间制度完善也为有效解决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基础.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解决资本运动的"两难冲突"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它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实践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也具有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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