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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势”的角度研究《孔丛子》的儒家思想

发布时间:2018-06-11

孔丛子中的儒家思想研究论文摘要

  On the Thought of “Shi” (势) in “Kong Cong Zi”

  
  Abstract:The Confucian doctrine is a theory about the natural lively order of the universe. If Junzi learns the theory of Confucianism, h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achiev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talents. When practicing Confucianism, Junzi should not only follow Shi, but also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of morality. The monarch and courtiers all should obey Confucican rites. Constant and temporal change are two aspects of a problem. When our country was in turmoil, Junzi can use some political trickery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Keyword:“Kong Cong Zi”; Confucian; “Shi”;
 

孔丛子

  
  《孔丛子》是一本研究孔氏家学的重要着作, 它记录了孔子以及子思、子高、子顺、子鱼、子丰、季彦等孔子后世子孙的言行。在孔子去世之后, 孔子的儒家思想一方面由自己的弟子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孔子的子孙后代也以家学的方式继承与发展着孔子的儒学主张。孔子儒家思想的这两种不同的传承方式, 为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与交融埋下了伏笔。今本《孔丛子》一书共23篇, 包括《孔丛子》以及《连丛子》两个部分。由于《隋书·经籍志》记载《孔丛子》的作者为西汉时期的孔鲋 (子鱼) , 《连丛子》却记录的是孔鲋身后之事, 所以从宋代开始, 《孔丛子》的成书时间以及作者等问题便成为了儒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而由于《孔丛子》一书记载的一些内容与许多史籍着作相抵牾, 《孔丛子》一书为伪书的观点也一直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近年来, 由于一些简帛尤其是郭店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简的相继出土, 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些简帛认为《孔丛子》中确有一些先秦原始文献资料, 且《孔丛子》一书应该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1].《孔丛子》一书的内容与汉魏儒家思想转型时期的一些主题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学界对《孔丛子》一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成书与真伪等方面[2], 而雷欣翰从礼治与法治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孔丛子》的儒家思想[3], 但是学界对《孔丛子》儒家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相对有限。有鉴于此, 笔者拟从“势”的角度来研究《孔丛子》的儒家思想, 以就教于方家。
  
  一、“势”与“道”
  
  许多研究者从“君主专制政权”[4]以及“现实的客观性条件”[5]等与“道”相对的角度来研究儒家的“势”思想, 认为作为行道主体的君子在“势”面前要知命。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6]472而《孔丛子》一书表达了一种“顺势而为”的积极的人生观。君子在命运面前不应该处于被动的局面, 而应该在积极有为中实现人生价值。孔子说:“道行则乐其治, 不行则乐其身。”[7]53《孔丛子》一书从发展趋势、位置、时变、时机等多个方面阐发了儒家的“势”思想。《孔丛子》认为孔子及其子孙后代能够“顺势而为”的原因是儒家所讲的“道”包含了对“势”的认知和解答。孔子的后代子孙在继承和发展孔子道德学说的过程中, 知势通变。
  
  《孔丛子》中的孔子形象是圣人形象。《孔丛子》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原因是“尧、舜、文、武之道, 或弛或坠, 礼乐崩丧, 亦正其统纪而已矣”[7]1.春秋战国之际, 王道废, 礼崩乐坏, “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层出不穷。在政治以及文化、道德等层面上, 周王室所代表的普遍王权对各诸侯国已经不再具有控制力。面对这种由治到乱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认为有一个尧舜文武的道统存在着, 于是孔子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 目的是拨乱反正, 使得社会由乱变治。西汉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此务为治者也。”[8]儒家思想认为尧舜汤武之道即是儒家的仁义之道。孟子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与尧舜文武一样, 所以孔子也是圣人。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乱世,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可以道行天下的唯一方法是行道的主体即君子能够首先认清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 然后出仕于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国家政权。除此之外, 君子个人还需要具备通时变、善于把握时机等个人素质。所以, “道”与“势”的关系问题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不同于汉代儒家家学“为利禄学”的功利特征, 孔氏家学的学术追求更多的在于继承孔子的道德学说, 不求显达于世。“身修, 会计明而贫者, 志不存也。”[7]283子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经》。”[9]孔子的后代子孙虽然继承了孔子治国平天下的《春秋》之志, 但是当儒道不能在国家政权的层面上得到推行的情况下, 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独善其身, 继承祖业。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 孔子及其后人坚守了儒家的道德底线。“凡所以求容于世, 为行道也。毁道以求容, 道何行焉?大不见容, 命也, 毁大而求容, 罪也。”[7]164
  
  孔子曰:“夫不读《诗》《书》《易》《春秋》, 则不知圣人之心, 又无以别尧、舜之禅, 汤、武之伐也。”[7]17孔子认为《诗》《书》《易》《春秋》记载的应该是尧舜汤武之道, 即仁义之道。儒家的仁义之道能够使得“阴阳和合, 雨露之泽, 万物以成, 百姓咸飨”[7]20.而君主行仁义之道就要以民之利利民。《孔丛子》所讲的“道”是生生之道, “能利益庶物, 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10].君子学习儒家之道之后, 不仅文能治国, 而且武可安邦。在儒学的历史上, 明代的王阳明成为儒家文治武功的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 《孔丛子》认为礼与乐并不是大道之本, 而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与方法。“夫政令者, 人君之衔辔, 所以制下也。”[7]3《孔丛子》的这一思想与汉末魏初的儒家思想主题有一定的契合。《孔丛子》一方面用《周易》的思想重新解读了儒家的道德观, 且重提儒家以礼教治国的治国理念, 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道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主张。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 卒尽相摩;舌柔顺, 终以不弊。”[7]181老莱子认为因为子思的性格不懂得变通, 所以不适合从政。战国时期的子顺认为:“当今所急, 在修仁尚义, 崇德敦礼, 以接邻国而已。”[7]329面对强秦, 子顺认为魏王只有与其他国家合纵, 才能保全魏国。圣人孔子所讲的“道”包含了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解答, 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学者都坚信儒家之道可以使社会由乱变治。《孔丛子》一书多次提到儒学这门学说就是为了治世, “吾道故为治世也”[7]328.儒家学说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品格。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 或兴或亡。每个小的诸侯国也有其发展趋势即“势”.“至诚之道, 可以前知。国家将兴, 必有祯祥。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11]战国时期的子顺曾经担任魏国相国。当他看到强秦灭六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而自己向魏王所提的建议不能被采纳之后, 他就向魏王请辞相国之职。“昔伊挚在夏, 吕望在商, 而二国不理, 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当如今日, 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以此观之, 不出二十年, 天下其尽为秦乎!”[7]372伊挚 (伊尹) 与吕望预见到了夏朝与商朝即将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 于是伊挚就汤, 而吕望归周西伯。伊挚与吕望正是通过顺势而为, 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子顺辞官的行为也同样是一种顺势而为。与此同时, 子顺认为由于秦国不能以仁义得天下, 秦国最终将不能永保其禄, 于是子顺最终的选择是“寝于家”.
  
  二、“势”与“位”
  
  法家思想认为君主的势位是制服臣民的有力保证,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12]44.《孔丛子》举太甲不明居丧之礼而被伊尹放之于桐三年的例子表明, 君主也应该行之以礼。臣子对于君主的不合礼行为应该劝谏。君主应该选拔能够直谏的君子为大臣, 而不应该选用只求“射君心”的小人为大臣。《孔丛子》又举立太子应该立嫡长子的礼制为例表明, 只有圣人才可以立圣, 而没有圣人之智的后代君主只能按立嫡长子的礼制立太子。如果没有此立嫡长子的礼制对君主的行为进行约束, 那么后世君主就很可能会按自己的偏爱立太子。儒家这一太子立嫡的礼制在许多朝代成为大臣影响君主行为的有力依据。如明朝万历年间, 万历皇帝想要立自己喜爱的妃子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此举得到了包括首辅申时行在内的大臣的普遍反对。在大臣的共同反对声中, 万历皇帝最终只能立嫡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见, 君主的行为也应该受到礼制的规范和指导。
  
  儒家政治思想认为君主要选贤任能。孔子认为每位君主都知道要选贤任能, 但是最终没有选贤任能的原因是这些君主不能用智明辨贤愚。这些君主只是从名誉以及家世的角度来考察选拔人才。“今君不问李音之所以为贤才, 而闻其世农夫, 因笑而不受, 则君取士, 果信名而不由实者也。”[7]177如果君主只是从名誉和家世的角度来选拔人才, 那么君主就不是以实行取士, 君主取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治理国家。《孔丛子》一书还对人才的先天禀赋即“性”与后天之才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人才的才性问题是汉魏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曹魏时期的《人物志》一书就认为后天的学习是不能改变人的先天禀赋的, 且选拔人才的时候, 可以先从人的外表的“九征”来考察人才之质量[13].而《孔丛子》认为知人是很难的, 上位者不能从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人才, 道德才是判断人才的最重要的标准。虽然人的先天禀赋很重要, 但是儒家思想一直强调后天的“学”对君子个人修身的重要作用。“是故虽有本性而加之以学, 则无惑矣。”[7]111《孔丛子》认为君主如果要选贤使能, 就要用仁义教大臣。只有每位大臣都有推贤臣之心, 才能实现位人以贤的用人愿景。
  
  君主喜欢的人才的一些行为可能并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士君子虽然具有各种道德, 但是面对别人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 却不敢与之争斗。这样的士君子并不被一些君主如战国时期齐宣王个人所喜爱。士君子之所以不敢与侮辱他的人争斗的原因是与他人争斗容易触犯国家的法律制度, 而触犯法律就会被国家的官吏依法治罪。“王以不敢斗为辱, 必以敢斗为荣。是王之所赏, 吏之所罚也;上之所是, 法之所非也。”[7]281所以君主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君主个人的人才偏好是否与国家的法律制度相左。
  
  与此同时, 臣子不能宣扬君主之非。孔子曰:“事君, 欲谏不欲陈。”[7]374君子应该以道事君, 如果君主不听从你的建议, 你就要适可而止。君子可以选择离职, 但是不要到处宣扬君主的过失。而臣子向君主进谏, 要掌握方式和方法。《孔子家语》一书就区分了谲谏、降谏、直谏、戆谏、讽谏等五种向君主进谏的方法。孔子曰:“唯度主而行之, 吾从其讽谏乎。”[14]171曹魏经学家王肃注曰:“风谏, 依违远罪避害者也。”[14]171
  
  臣子不能尸位素餐。子曰:“食其禄者, 必死其事。”[7]52臣子对君主不能有二心。《孔丛子》以及《孔子家语》都记载有当臣子看到君主行礼时出现各种问题而预见国之将亡的例子。在君将不君、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 臣子首先应该向君主谏言, 而不应该只是考虑到自己的生死。而当君子认识到自己的谏言不能被君主采纳时, 要辞官而去, 否则就是尸位素餐。
  
  三、时变之“势”
  
  “经”的意思就是常。圣人以常教人, 而不以权变教人, 目的是为了让后来人的行为以遵循礼法为贵。但是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 君子也应该知时通变。“时与中, 变与常, 在中庸这一概念, 犹一体之两面, 缺一不可。”[15]而君子知时通变的目的就是为了行道。
  
  首先, 君子只有明识穷达之理, 才能顺应时势。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6]418孔子认为姜太公是兼善天下的代表人物, “然今世无文王之君也, 虽有太公, 孰能识之?”[7]97时命思想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君子只有得其时, 才能行道天下。“大道隐兮礼为基, 贤人窜兮将待时。”[7]97而在没有得其时的时候, 君子应该以礼自守, 积极修身待时。君子只有明识穷达之理, 才能穷困时以礼自守, 道行时以治为乐。
  
  其次, 在战乱年代中的君子应该“自高”“自贵”.“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 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 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 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 各有宜也。’”[7]130儒家思想主张君子的视听言动都应该行之以礼, 动静不失道, 但是子思在君主面前却有一种“自高”“自贵”的精神气质。子思认为“自高”“自贵”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符合当时时势的行为方式。孔子所生活的年代, “周室虽凌迟, 然诸侯尚有欲以名尊周者”[7]137.孔子如果不能行之以礼, 就不能见到各国君主。而战国时期诸侯纷争, 战争各方需要招募人才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人才成为各路诸侯争取有限社会资源的重要筹码。子思如果不“自高”“自贵”, 那么其他人就会更加小看自己的实力。子思如果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 那么儒家之道也就更加不可能行善天下。而这样一种“自高”“自贵”的精神气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
  
  再次, 君子应该能够提前预知福祸, 从而明哲保身。“微子去殷、纪季入齐, 良知时也。”[2]178微子以及纪季都对自己国家的福祸有了提前的预知, 于是微子通过提前离开殷商的方式保全了自己, 纪季通过以纪邑酅附庸齐国的方式保全了自己以及对祖先的祭祀。儒家的“明哲保身”思想一直被世人所诟病。北宋宋咸认为微子“以纣淫乱, 数谏不听, 终不可就, 遂归周”[7]199.在数谏无果的情况下, 微子才离开殷商。儒家思想认为君子不可以尸位素餐, 而“三谏不从, 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16].
  
  最后, 君子在听讼的过程中要从民情的实际出发。首先, 《书》曰:“人有小罪, 非眚, 乃惟终, 自作不典, 式尔;有厥罪小, 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 非终, 乃惟眚灾, 适尔, 既道极厥辜, 时乃不可杀。”[7]79一些犯罪分子虽然所犯的都是小罪, 但是若这些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是蓄意为之, 且想要终身从事犯罪, 那么这样的犯罪分子就不可不杀。有些犯罪分子虽然犯的是大罪, 但是并不是蓄意为之, 而是因为过失犯罪, 这样的犯罪分子是可以被赦免的。虽然按照国家的法律, 小罪对应的刑罚小, 大罪对应的刑罚大, 但是执法者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从民情的实际出发, 只有知权通变, 才是真正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其次, 君主以及地方官员对普通百姓不能“不教而杀”.衣服和食物是普通百姓的基本生存保障, 当缺乏衣食的时候, 普通百姓就会想到要通过盗窃来解决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 而这是人之常情。执法者在断案的过程中应该清楚盗窃者进行盗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盗窃者是因为缺乏衣食而进行盗窃, 那么君主和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自己是否对他们进行了劳动指导和劳动教育。日本学者冢田虎说:“其盗则可恶之也, 然其所以盗者, 则由衣食之匮也, 故教之生业而不敢杀。”[7]85君主应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保证和满足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战术之“势”
  
  卫灵公曾经问孔子军旅之事,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12]234孔子并不是不懂军旅之事, 只是儒家思想认为仁义之道才是大道之本, 而军旅之事只是末事。但是战国时期是乱世, 子顺认识到“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 以义事之, 固不获安”[7]372, 而要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 儒家思想必须要吸收其他子学如兵家的权谋之术。在兵家思想中, 因具体的战争情况不同, “势”是一个比较多意的概念, 它的主要意思是指通过各种战略、战术的制定和运用, 使得我方军事力量在对敌作战中处于“致人而不致于人”[17]106的有利地位。
  
  首先, “势”即因利制权。由于战事情况的不断变化, 有些实际情况并不能提前预知, 所以在与敌作战的过程中应该随机权变。唐代杜牧曰:“势, 夫势者, 不可先见, 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 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 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17]12在《孔丛子·论势》篇中, 相国子顺不同意魏王的通过贿赂其他诸侯从而联合其他诸侯国攻打秦国的提议。子顺认为秦统一六国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而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趋势下, 魏王的方法只能求有名, 而无利可图, 相反只能招来秦国的首诛。子顺给魏王的建议是“守常以须其变也”[7]354.兵以利动, 子顺的建议吸收了兵家因利制权的思想。
  
  其次, 用经济战代替军事战。兵家思想认为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17]45的军事目的, 就要在敌兵未成军之前, 用计谋取胜。在《孔丛子·陈士义》篇中, 赵王要削弱北狄国力, 子顺提出的建议是首先与之交市, 以利诱其自来, 然后“将以我无用之货, 取其有用之物, 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7]330.子顺的这一用经济战代替军事战的谋略也被应用于当前许多国家的外交策略中。
  
  再次, 结交邻国以强“势”.在《孔丛子·论势》篇中, 子顺举“燕雀处屋”的例子表明, 邻国之间只有结成同盟, 才能抵御强秦的进攻。虽然国与国之间达成同盟需要克服各种实际困难, 但是只有国与国联合起来, 才能阻挡强秦的进攻。唐代李筌说:“苏秦约六国不事秦, 而秦闭关十五年, 不敢窥山东也。”[17]47
  
  最后, 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 只有常有备, 才能有备无患。曾经担任秦末陈胜吴广军队博士的子鱼直接引用兵家思想来为陈王进谏。“臣闻兵法‘无恃敌之不我功, 恃吾之不可功也', 今恃敌而不自恃, 非良计也。”[7]434在调动军事力量的过程中, 指挥者只有安而不忘危, 才能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战争的有利地位。在与秦军交战的过程中, 陈胜并没有听从子鱼的建议, 陈胜吴广军队最后以失败告终。
  
  《孔丛子》的“势”思想体现了儒学的现实关怀, 儒家思想不但能够治国安邦, 还可以指导士人君子安身立命。《孔丛子》一书一方面对儒家的道德学说进行了重新解读, 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法家、道家、兵家等学派的学说, 目的是为了解决乱世中的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虽然君子在行道的过程中要知权通变, 但是每位君子都需要坚守儒家的道德底线。当国家有难的时候, 士人君子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要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而不应该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总而言之, 《孔丛子》一书反映的是一种儒家精神, 是一本地道的儒学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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