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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

发布时间:2018-07-28
民国初期尊孔运动探析摘要
  
  On Disputes over “Respecting Confuciu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fucianism'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bstract: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ngest time and the biggest impact of the “respecting Confucius”movements had three :the “respecting Confucius”movement under the manipulation of Yuan Shikai, the“respecting Confucius”movement advocated by Kang Youwei and the “respecting Confucius”movement in the“May 4 th”period.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awareness of democracy,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launched more and more fierce attack on it and thus made democratic concept spread more and more widely.These disputes over“respecting Confucius”have become history.The current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aims at harmony instead of absolute monarchy, at renaissance instead of restoration and at opening instead of closing.
  
  Keyword: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isputes over “respecting Confuciu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关于“尊孔”之争, 民国初期表现得比较明显, 而且双方的交锋还很激烈, 因为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期, “尊孔”之争关乎社会发展方向的主导权的问题, 因此, 斗争的双方也都不遗余力。回顾那段历史, 着眼于当今的中国社会, 我们该如何对待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的回望中找寻到一个合理的方案。

儒学
  
  一、民国初期的“尊孔”之争
  
  “民国初期”, 据张玉法先生的研究, “1912年民国建立, 其后迄于1928年均以北京为国都, 史称北京政府时期, 或称民国初期”[1].这个时期, 中国的封建帝制开始瓦解, 新的社会制度远不完善, 社会权力的真空导致军阀纷争。权力之争反映到思想文化上就集中体现为“尊孔”之争。
  
  1. 袁世凯操纵下的“尊孔”运动。
  
  袁世凯为什么要“尊孔”呢?首先,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 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虽然, 广大民众并未觉醒, 并未被充分发动起来, 但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是欢迎的;而且, 革命派在革命中建立了一股革命的力量, 拥有了革命的骨干分子, 这些都是袁世凯恢复帝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所以, 民国之初, 袁世凯虽有贼心但没贼胆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干, 他要为自己的皇帝梦作好舆论准备。其次, 袁世凯也十分清楚, 中国社会虽然在形式上已进入了共和时代, 但本质上还是旧的那一套, 尤其是当时的很多社会精英, 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守旧的, 而这正是袁世凯要争取的力量, 也是可以利用的力量。靠什么团结这帮人, 怎么利用他们为自己的政治阴谋造舆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无疑是一面最好的旗帜。它曾经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而且也能为他再一次恢复帝制提供思想上的依据。最后, 当时社会出现了思想的真空地带:旧的思想在瓦解, 新的思想还没确立。广大民众在这场社会剧变中显得无所适从, 袁世凯操纵下的“尊孔”势力正好乘虚而入, 为“尊孔”运动推波助澜。那些蒙在鼓里的人们, 只是当了袁世凯的一粒棋子, 成为他迈向皇帝宝座的垫脚石。
  
  袁世凯又是如何推动“尊孔”的呢?1913年6月22日, 袁世凯以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尊崇孔圣令》, 把孙中山临时政府时期一度赶下神坛的孔子又请了回来, 为了掩人耳目, 他还不忘打着共和的旗号, 美其名曰:巩固共和。同年9月17日 (旧历8月27日, 即孔子生日) , 袁世凯指示教育部将这一天定为圣节, 学校放假一天, 须在校行旧礼。还是在这一年的11月26日, 又公布:“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 膺受前代荣典, 祀典均仍其旧。”[2]6如果说, 这一系列的举措还遮遮掩掩, 都只为观念上“尊孔”的话, 接下来, 袁氏的动作就更加露骨。1914年2月7日, 政府颁布了祭孔令, 要求沿袭旧制, 祭祀孔子。2月20日, 又颁布《崇圣典例》, 对祭孔大力资助, 而且孔子后裔也得到厚待。同年9月25日, 袁氏发布《祭孔告令》, 并于9月28日亲率百官举行秋丁祭孔, 他峨冠博带, 行三跪九叩大礼, 俨然是封建皇帝的祭孔大典。袁世凯就这样借助“尊孔”, 一步步由幕后走向前台。很多人误以为他尊重传统文化, 为保存国粹而鞠躬尽瘁, 谁知这里边深藏着他的政治野心。
  
  袁氏政府也极为重视运用教育控制人们的思想。倪嗣冲上书袁世凯, “吁请大总统特饬教育部改良教法, 大学、中学、小学均严读经之令”[2]19, 通过一系列法案, 使之确立下来, 还把《论语》《孟子》等重新编入学校课程。“教学内容在读经尊孔的复古主义支配下, 大多数中小学里, 普遍使用《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这些封建教材”[3], 从而使中小学的读经活动常规化、制度化。
  
  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上演了一出皇帝登基的历史闹剧。他终于还是因为误判了形势, 成了历史的罪人, 或者是一个笑柄, 但这毕竟是已发生的严肃的历史事件, 依然值得人们深思。首先, 特殊的历史时期给某些投机家、野心家提供了兴风作浪的温床, 民国初期的政治动荡就说明了这点。在新旧交替之际, 社会信仰处于真空状态, 导致社会信仰危机的出现。“民初政治和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 带来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怀疑和迷茫, 也导致了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4]128当新的思想还难以支撑人们的信仰时, 旧的思想必然有巨大的市场。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社会就有倒退的极大可能性。其次,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无辜的, 他们有其重大的历史贡献, 也存在一些糟粕。历史的发展使之越来越虚化、越来越符号化, 使之承载了太多不该承载的东西, 成了统治者或者弄权者手中的道具, 这也为后人客观评价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布下了一层厚厚的迷雾。
  
  2. 康有为倡导下的“尊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 康有为写了《救亡论》一文, 提出了他的政治理想, 即“虚君共和”, 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共和制, 又不同于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构想。他主张“虚君”应由孔子的后裔来担任, 主要是解决主导思想的问题, 这当然是保守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 但康氏还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来推动“尊孔”.1912年7月30日, 他在《致仲远书》中写道:“并五千年中国之礼教而去之, 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有知, 应无不悼心而泣血也。”[5]同年10月7日, 孔教会在上海成立, 还有像孔社、孔道维持会等孔教组织也相继成立。孔教会有章程, 有组织, 他们还不忘借助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12年12月12日, 孔教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孔教会公呈》, 随后的12月23日, 教育部批准孔教会立案, 1913年2月, 孔教会发行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同年3月, 康有为也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作为宣传其“尊孔”思想的舆论阵地。
  
  几股“尊孔”浊流汇合, 形成了声势较大的“尊孔”运动,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 并推上国教的地位, 让国人永远供奉。1913年夏, 孔教会的骨干陈焕章在北京联合各派“尊孔”势力向国会施压, 要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孔教的国教地位。8月, 孔教会的各界代表向北京政府呈送所谓《孔教会请愿书》, 其中就有“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 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 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 礼俗习惯, 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 (《孔教会杂志》, 第1卷, 第6号) .虽然, 他们最终迫于各方压力, 并未如所愿, 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无疑掀起了一个巨浪, 产生了巨大影响。
  
  3. 五四时期的“尊孔”运动。
  
  “尊孔”运动在民国之初从未停歇, 当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高调宣传新文化的时候, 首当其冲的就是批孔。这必然遭到守旧派知识分子的反攻, 于是, 一场新的“尊孔”运动又在文坛兴起。1918年, 守旧派大佬辜鸿铭写了《春秋大义》, 大力鼓吹“尊孔”.1919年, 林琴南发表文言小说《荆生》, 影射新文化运动破坏中国的优良传统, 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 对于推动新文化的人士极尽谩骂之能事。随后, 他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 诋毁新文化及其倡导者, 活脱脱一副封建卫道士的嘴脸。除了这些文化上的顽固守旧派的恶毒攻击外, 温和守旧派也在一旁当帮凶, 他们也不是一味地把孔子推向极致, 而是以新儒学的面目出现, 即他们既推动“尊孔”, 又提出了一些改变之策。但无论是谁, 无论曾经有过多大的影响, 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新文化运动还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随着新文化力量的壮大, 对于批孔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最终使得守旧的“尊孔”运动在求新、求变的社会大势下偃旗息鼓了。
  
  4. 民国初期对“尊孔”的批判。
  
  孔教会在积极推动“尊孔”运动的同时, 企图把儒家思想流派变成一种宗教, 而且还想使之上升为国教。针对这种完全违背历史的作法, 一些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许世英发表《反孔教为国教呈》、艾知命发表《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等。“章太炎撰写《驳建立孔教议》一文, 系统地阐述了‘孔教非教’观点, 严厉驳斥康有为的国教理论, 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定儒教为国教之说。”[4]133章太炎一方面从客观上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 他又从理论上否定了孔教会把孔子推上教主地位的企图, 对于孔教会的嚣张气焰是有力一击。蓝公武写了《辟近日复古之谬》, 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反对设立孔教。此外, 蔡元培发表《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常乃德发表《我之孔教观》等, 都从不同视角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最终, 孔教会推动在国会上定孔教为国教的美梦落空了, 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思想文化上的一次了不起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时期, 先进的知识分子已清醒地认识到, 无论是反对封建复辟, 还是构建新文化, 都需要反孔。于是, 他们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展开了猛烈攻击。“反对派则越战越勇, 不断扩大战果, 并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吴虞、鲁迅、钱玄同等一大批文化战士。他们撰写的反孔檄文已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6]陈独秀从1916年10月起, 先后发表《敬告青年》《一九一六年》《吾之最后觉悟》等文, 号召青年人反对旧文化。李大钊在1917年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把“尊孔”运动和孔子本身区分开来, 理性地反对“尊孔”.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药》等白话小说, 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胡适则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第一次将孔子及其学说与诸子并列, 突破了千百年史学传统, 使孔子从圣人一变而成为一般学者。尽管这种温和地对孔子的批判, 在当时已算得上惊天动地了。”[7]
  
  二、儒学的当代意义
  
  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要说推选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的话, 非儒家文化莫属, 这是国内外公认的。虽然,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有的人狂热地推崇它, 有的人无情地反对它, 但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 它会裁定历史的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 直到现在, 儒家文化依然是我国文化的重要根基。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 孔子依然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鲜明符号, 儒家思想依然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价值, 持续到现在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那么, 我们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提倡儒家文化, 这是当代中国人要面对的问题。“对此, 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有科学的鉴别力和强壮的消化力和吸收力, 然后才能‘尊’其应该‘尊', ’批‘其应该’批‘;这’尊‘, 不是盲目崇拜, 而是尊重历史文化中优秀的,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有益于人们精神生活、思想情操奋发向上的东西。这’批‘, 也不是不问三七二十一, 一概’骂倒‘, 一律’批臭‘, 而是批其阻碍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东西。”[8]新时期, 我们应当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当今的“尊孔”, 笔者认为, 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当代重提儒学, 不是为专制, 而是为和谐。
  
  同样是枪, 在邪恶者手中, 它会助纣为虐, 在正义者手中, 它又能成为维护正义的武器, 儒学也如此。在历史上, 它曾有过辉煌, 也有过不光彩的记录, 关键看它掌握在什么社会什么人手中。当代中国重提儒学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是为着美好的目的---和谐而来的。
  
  首先, 儒学是实现个人内心和谐的需要。现代社会, 个人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 人们在社会中很容易迷失自我, 也很容易导致内心的失衡,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 不能重建内心的平衡, 就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甚至是灾难。儒学为个人内心的和谐提供了一剂良药。儒学非常注重个人的修身, 主张通过学习, 通过品行修养提升个人境界, 其实就是不断增强个人内心的弹性及韧性。一个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世界, 又有什么能干扰他?又有什么困难能击败他?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 不逾矩。” (《论语·为政》) 这应该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了, 难怪他在漫长的一生中虽然历经各种坎坷, 依然矢志不渝, 个人内心的和谐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个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只有个人内心实现了和谐, 才能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 儒学是实现个人与他人之间和谐的需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社会和谐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同的人, 品性不同, 利益不同, 追求不同, 彼此之间难免有差异、有分歧, 甚至有冲突, 这就需要一套有效的伦理观念来调节这一现实问题, 而儒学在这方面有着一套完备的理论, 而且, 几千年来, 它已深入人心。怎样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呢?儒学主张“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融洽关系的纽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个人该如何做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 仁者才能爱人, 又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在人际交往中, 自己要有颗善心, 自己不去冒犯人, 这是前提。假如别人有意无意地冒犯了你, 就需要有“忠恕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些, 人际关系能不和谐吗?
  
  最后, 儒学是实现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需要。社会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个人要怎样才能维持一个和谐的环境呢?儒学非常强调“和”的思想。“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学而》) 而且这种“和”不是强制的整齐划一, 而是肯定人的多样性,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社会和谐, 才是真正的和谐。“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儒学还提倡“中庸之道”, 就是把握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尺度, 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 (《中庸》) 同时, 儒学还善于借助“礼”“乐”的柔性力量来实现社会和谐。“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放群物皆别。” (《礼记·乐记》) 这样, 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另外,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 儒学也是有不少贡献的。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 只有各个子系统和谐了, 子系统之间和谐了, 才会有助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 儒学在其中依然能发挥巨大作用。“所以, 当我们谈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利用儒家思想, 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当今的时代, 也不要忘记儒家思想在当前中国民族思想体系中的地位。”[9]我们只有把儒学中丰富的仍有生命活力的伦理观念和当今社会实际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
  
  2. 当代重提儒学, 不是为复古, 而是为复兴。
  
  民国初期, 形形色色的“尊孔”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复古---文化复古、思想复古、制度复古等, 他们无视已变化的社会, 主张完全依古制, 反对改变, 历史证明, 这是完全错误的。如今, 我们重提儒学, 当然不能再走老路。我们是在中华民族经历了艰难的探索, 经过了艰苦的奋斗, 正逐步复兴的大背景下, 再来谈儒学的, 所以, 我们的目的是为着文化复兴的。“什么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本质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 而不是复古, 也不是一概恢复我们过去的文化。”[10]50“当然,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中, 应该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文化, 这是自己民族的思想之根。”[10]50首先, 我们要继承儒学文化中还有生命力的部分。比如, 以和为贵思想、爱国思想、注重个人修养等。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国情, 使之发扬光大, 为国家建设服务, 使得我国和谐、稳定, 凝聚全体民众的智慧和力量,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其次, 我们要剔除儒学中的糟粕。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里面已掺杂了太多封建的渣滓,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面临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特别要提防这些腐朽思想的侵蚀, 比如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等,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的应有价值。再次, 我们要加强世界范围内儒学的交流。儒学曾伴随着古代中国走向强大, 儒学也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远播四方, 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学的影响, 甚至欧美一部分人士也热衷于儒学。这使得儒学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这也为各地各派儒学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只有兼容并蓄, 才能使儒学充满活力, 从而更好地服务当今中国的发展。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创新。我们要结合新的现实创新儒学的内容、儒学的形式, 使之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这样, 既有利于社会发展, 也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
  
  儒学只有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的步伐, 发挥自己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 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 进而助力我国文化的繁荣, 助力我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助力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3. 当代重提儒学, 不是为封闭, 而是为开放。
  
  儒学作为一种理论, 在历史中也曾是开放的, 不断发展、完善的, 但当它和政权相结合, 并拥有了独尊的地位之后, 就越来越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越来越保守、封闭。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世界兴起, 欧美以及邻国的日本飞速发展的时候, 在我国, 儒学熏陶下的统治阶级还陶醉在天朝往日的荣光里, 殊不知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 不是要搞自我封闭, 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 ’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 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 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11]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证明了这点。搞经济建设要开放, 进行文化建设也要开放, 在坚持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要把全世界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拿来学习、借鉴, 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只有这样, 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下, 才能创造出更伟大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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